李卫公问对·第六
出自————《战略家》
出自————《现代军事理论》
引言
《李卫公问对》在《武经七书》之中的正式书名为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,常简称为《唐李问对》(本章则简称《问对》)。
那是一本用问答体写成的古代兵书,以时代而论,应该是《武经七书》中最后的一本,但很奇怪,在宋版七书中,其编排列第四位,仅在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之后,而在《尉缭子》、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六韬》之前、其原因安在,无法理解。
这本书的内容为唐太宗(599-649)与李卫公(571-649)二人讨论兵法的问答记录。全书分上、中、下三卷,字数约一万有余,但各书所计算数字又有差异:《中国兵书通览》为一万零三百字,《中国兵学文化》为一万三千字;书中问答均由唐太宗发问而由李卫公作答,其所记录的条数,各书亦不相同:《中国兵学文化》为九十八个问对,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》则认为只有五十四次问对。至于《中国军事思想史》的计算则更为复杂:上卷三十四问,中卷三十问,下卷二十二问。其所以有如此复杂的差异,原因是各书的计算方式并不相同。
中国古代兵书采取问答形式者固然很多,例如《吴子》、《六韬》,但实际上,问者是非常简单,而只留下答者独抒己见而已。这本书所记则为例外,要算是真正的自由讨论。尤其是问者常追根究底,而答者也反复辩解。所以,不仅分析颇为深入,而且更具启发价值,多少应该算是一种特色。
《问对》虽已成书千余年,但在古代兵书中却是一本相当冷门的书。从古到今都很少有人研究,许多年来都很少看到有以该书为主题的论著。实际上,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《问对》,是一本很值得研读的古代兵书,其理由可以简述如下:
一、唐太宗在我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,其文治武功,固不待言,尤其是有超人的天才,而且又能好学好问,真可以说是天纵之圣。从《问对》书中,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位天才皇帝的智慧和风度。在战略思想中,他的地位远超过拿破仑。
二、李卫公的战略天才与唐太宗可说是伯仲之间,而其学养之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所以,他们两人在互相讨论学问时,真是棋逢敌手,让旁观者(读者)有如醉如痴之感。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一本书,它是两位战略天才的对话。
其人其书
在研读一本著作之前,必须先了解其作者的背景资料。《问对》为两位古代战略家之间的对话,所以必须先对这两位对话主角的生平作一简要介绍,然后始能了解其思想来源,欣赏其智慧结晶。
唐太宗即李世民,为唐朝开国皇帝高祖(李渊)次子,从小就显示其军事天才。十八岁时即辅佐其父起兵反隋。在唐朝开国战争中,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,几乎攻无不克,战无不胜,有用兵如神之誉。二十九岁时即位为帝,在位二十二年,所谓“贞观之治”为后世所向往。我国历史中,唐太宗的文冶武功可与汉武帝相提并论,某些方面甚至于犹有过之。
唐太宗是一位天才型领袖,智慧极高,但并不以此自满,而能勤于听政,知人善任,不耻下问。其朝中贤臣,如房玄龄、杜如晦等,均为一时之选,直言敢谏,而太宗本人则从善如流,此即为导致“贞观之冶”的主因。在军事方面,他是真正的内行,其学识经验都是群臣所不能及。不过,也许有惟一的例外,其人即为李卫公(李靖)。
唐代初期的武功常为后人所羡慕,但赫赫武功的反面即为外患的连续不断。《新唐书》说:“唐兴、蛮夷更盛衰,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:突厥、吐蕃、回鹘、云南(南诏)是也。”
南北朝末期,北方民族以突厥最强。隋初,突厥分为东西。西突厥居乌孙故地,去中国较远,尚不能为中国患,能为中国大患者则为东突厥。隋朝统一中国后,国盛骤强,东突厥上表称臣。不久隋末大乱,东突厥又复强盛。
唐高祖起兵晋阳,欲得突厥的援助,曾向其称臣。唐朝建立之初,户口凋残,财政穷困,无力对外,于是东突厥无岁不寇边,致令高祖欲迁都以避其锋。直到太宗继位,国力逐渐增强之后,始决心对外患发动反击。
贞观三年(公元629年)唐太宗下令动员大军,兵分六路向东突厥发动全面攻势,由兵部尚书李靖任总指挥,先后仅半年,战争即胜利结束,东突厥可汗颉利被俘,其国遂亡。李靖用兵可谓神速,足以匪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伟大战略家。唐太宗认为他可与古代名将韩信、白起、卫青、霍去病等立于平等地位。
李靖原名药师,京兆三原人(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)。史书称他为文武全才,具大将风度。当时隋朝的大官杨素、牛弘等都非常赏识他,认为他有王佐之才。他的舅父为隋代名将韩擒虎。每与他讨论兵法,对他的意见无不称善,并且称赞说:“可与论孙吴之术者,惟斯人矣!”这段故事太宗在《问对》中曾经提及,足以证明其真实。
李靖在政府中历任要职,深获太宗的信任,并被封为“卫国公”,这也就是“李卫公”此一名称之由来。贞观八年(公元634年)李靖年已六十四岁,以脚病为由,请求告退。太宗准他在家养病,并希望他病情好转时,仍可隔两二天到政事堂参议朝中大事。
东突厥灭亡后,唐国威大振,西北诸夷莫不慑服。贞观四年(公元630年),西域北荒诸国君主到长安上尊号,共请太宗为“天可汗”。这又不仅只是一种荣衔,而更具实质意义,用现代名词来阐释,“天可汗”是一种维持集体安全的组织,其目的为使许多附庸可以和平相处,共存共荣。
天可汗制度的积极功能即为能够组成联军,来讨伐不遵守盟约的国家,共同维持国际秩序。贞观八年吐谷浑寇凉州,太宗命组织联军击之,这也是天可汗制度建立后第一次组成的联军。《资治通鉴》有下述记载:
丁亥(十一月)吐谷浑寇凉州,下诏大举讨伐吐谷浑。上欲得李靖为将,为其老,重劳之。靖闻之请行,上大悦。十二月,辛丑,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,节制诸军……并突厥,契芯之众击吐谷浑……闰四月,壬子,李靖奏平吐谷浑。
这是李卫公最后一次用兵,也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天可汗联军统帅。
贞观二十一年(公元647年),太宗为讨伐辽东的问题又召李靖商议,他表示愿意应诏前往,太宗念其年老,未予应允。贞观二十三年(公元649年),李靖病危,太宗亲往探视,并称他为“平生故人”。不久,李靖即病逝,享年七十八岁。
李靖曾著有兵书多种,据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史书的记载,有《六军镜》三卷、《玉帐经》一卷、《韬铃秘书》一卷、《韬铃总要》三卷、《卫国公手记》一卷、《兵铃新书》一卷、《李仆射马前决》一卷等。但非常可惜,这些书都已散佚。
由于《问对》编入《武经七书》之中,所以幸能保存至今,并成为研究卫公思想的惟一根据,但可惜并非其手著,而且究竟由何人记录,也无从查考,甚至于其真伪也仍有疑问。不过,就书论书,尽管这本书有很多缺失和疑问,仍然值得深入研究。
第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即为这本书的来源,其次才是真伪的判断。《问对》的内容为唐太宗与李靖之间的对话记录。我们姑且假定这是事实,除非有第三人在场,专司记录,否则必然为李靖在谈话之后所作的追记。李靖是好学之士,著作颇多,所以《问对》的原稿出于其本人的记录,应为合理的推论。不过,现有的书则并非出于其手笔,因为“太宗”为谥号,所以成书的时间必然是在太宗崩逝之后,把当时对话内容写成这样一本书的人是谁,我们无法知道,不过据说此书在宋代初年即已流行,所以可断言是宋代以前的人。因此,也就否定了阮逸所撰伪书之说。阮逸在宋仁宗天圣年间(1023-1031)始中进士,自不可能使其伪作在北宋初年即已流行。
事实上,宋神宗元丰年间编辑《武经七书》时,即已有人对《问对》的真伪提出疑问。陈去非曾奉命校七书,疑《六韬》与《问对》,司业朱服曰:“此书行之已久,不可遽废。”(朱服为《武经七书》的主编)
大陆出版的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》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颇有价值,特引述如下:
有人认为《问对》是后人伪托之作,我们认为“疑伪则可,断伪则难”,在没有确证之前,还是尊重传统的看法。
《李卫公问对》自宋元丰三年编入《武经七书》后,即刻版刊行。但北宋的版本现已不可见,目前最早的版本为南宋孝宗、光宗年间所刻的《武经七书》本,后世的各种版本大致都以此为根据。
《问对》全书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,但每卷并无一定的主题,至于为何如此划分,其理由也无法解释。每卷的内容相当复杂,有时陈义颇高,值得深入思考,有时则仅限于战术层面,尤其是有关阵法的讨论,在今天可以说是已经殊少价值。不过,概括言之,《问对》的主要部分,也是最精彩的部分,还是对军事思想的讨论,他们君臣二人都是孙子的崇拜者,所以在谈到孙子兵法时,真是有如数家珍之感。而且他们也的确曾经提出若干新观念,值得特别重视。
以下的部分即为从三卷之中提出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,作较深入的分析,至于比较不重要的内容则一概从略。
《问对》卷上
一、奇正之变
唐太宗从高丽侵新罗的情况说起,引到有关奇正之变的讨论,并且又以其本人破宋老生之战为例,请李靖加以解释,李靖的回答是:
若非正兵变为奇,奇兵变为正,则安能胜哉?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,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。
太宗又问:“奇正素分之欤,临时制之欤?”也就是问是否平时就应把正兵与奇兵分开,还是临时随机应变来划分。李靖认为平时教战可采取一定的划分,但如孙子所云,奇正之变不可胜穷。所以“素分者教阅也,临时制变者,不可胜穷也”。于是他指出,孙子所谓形人而我无形,才是奇正之极致。
太宗也发表他的高见:
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,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,斯所谓形人者欤?以奇为正,以正为奇,变化莫测,斯所谓无形者欤?
李靖对太宗的见解非常佩服,遂再拜曰:“陛下神圣,迥出古人,非臣所及。”
太宗又问:“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?”李靖答曰:“善用兵者无不正,无不奇,使敌莫测,故正亦胜,奇亦胜。”因此,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,莫知其所以胜”。于是太宗突然想起韩擒虎,又想到古人的战争,他就提出两个问题:
(一)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与论孙吴,亦奇正之谓乎?
(二)古人临阵出奇,攻人不意,斯亦相变之法乎?
李靖的回答分别为:
(一)擒虎安知奇正之极,但以奇为奇,以正为正耳。曾未知奇正相变,循环无穷者也。
(二)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,以片善而胜无善,斯安足以论兵法也。
第一答不至于引起争论,但第二答就不那样简单,所以李靖必须举例说明。他认为在淝水之战中,“谢玄之破符坚,非谢玄之善也,盖符坚之不善也”。
太宗立即命侍臣检谢玄传阅之,然后问:“符坚甚处是不善?”李靖指出符坚是为慕容垂所陷,并且说:“为人所陷而欲胜敌,不亦难乎?”于是太宗感慨地说:“孙子谓多算胜少算,有以知少算胜无算,凡事皆然。”
这一段故事暗示出下述几点含意:
第一,可以证明李靖自视极高,也许可以说除孙子以外,他不佩服任何人(当然唐太宗为例外)。第二,可以证明唐太宗的治学非常认真,他像胡适之一样,要求拿证据来。第三,小术胜无术,片善胜无善,少算胜无算,足以证明战争是相对问题,同时也足以显示李靖对战史有深入的了解。
《问对》上卷除“奇正之变”为其主要部分外,还有其他比较值得重视的观念,现在简论如下。
二、握奇
太宗问:“黄帝兵法,世传握奇文,或谓为握机文,何谓也?”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,但过去并无人研究。李靖说,这个“奇”字读“机”字(奇音机),所以“握奇”与“握机”并传,但其义则一。
原文为:“四为正,四为奇,余奇为握机。”文中第二个“奇”字音机,其意义并非奇正之奇,而是余零(零头)。李靖认为兵到处都有机,如何可握,所以正确的解释为把兵力分为奇正,照阵图部署好了之后,假使还有余零的兵力,则应掌握在将的手中作为总预备队,供随机应变之用,此之谓“握奇”。
三、管仲
太宗问:“深乎黄帝之制兵也……降此孰有继之者乎?”其意义为黄帝是中国兵法的始祖,又有谁能继承他。李靖认为能继承黄帝的人乃周朝的太公。周司马法本于太公。太公既没,齐人得其遗法.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,谓之节制之师。
他们君臣二人对管仲都非常推崇。太宗说:
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,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。诸葛亮王佐之才,自比管乐,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。
李靖认为管仲治齐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。作者过去写《孙子三论》时,曾认为孙子的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观念可能是出于管仲。从《问对》书中似可以获得印证。更进一步说,可以证明中国兵学思想的主流实为齐学之延伸。
四、三门四种
太宗问:“汉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,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。今失其传何也?”李靖答:“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,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。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。”
太宗又问:“何谓三门?”
李靖答:“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,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;太公言七十一篇,不可以兵穷;太公兵八十五篇,不可以财穷,此三门也。”
照李靖的答案来看,所谓三门应该是太公所留下的三种著作。李靖并说明了其篇数,但对于其内容则只作了非常模糊的介绍,使后世读者很难了解。这三种著作早已不存在,何时佚失也不可考,甚至于李靖本人是否看过,也无从确定。这是《问对》书中所留下的第一个疑问。至于四种即为汉任宏所论,李靖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。
《问对》卷中
一、虚实与奇正
在这一卷中,太宗还是一开口就从《孙子》说起,足以证明他对《孙子》的着迷。他首先作一概论:
朕观兵书无出孙武,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,夫用兵识虚实之势,则无不胜焉。
明朝的何守法对孙子有非常深入的研究,对唐太宗的意见完全赞同,所以赞赏说:“吁!太宗诚知兵之深哉!”
太宗又批评他的诸将不知虚实,并要求李靖设法教导他们:
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,及其临敌则鲜有识虚实者。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,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。
李靖对曰:
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,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,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,以正为奇,且安识虚是实,实是虚哉。
太宗又说:
策之而知得失之计,作之而知动静之理,形之而知死生之地,再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(以上引述《孙子》原文)此则奇正在我,虚实在敌欤?
李靖说:
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。敌实则我必以正,敌虚则我必为奇。苟将不知奇正,则虽知敌虚实,安能致之哉?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,然后虚实自知焉。
太宗又补充说:
以奇为正者,敌意其奇,则吾正击之。以正为奇者,敌意其正,则吾奇击之。使敌势常虚,我势常实,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耳。
李靖作了一个总答复,也表示他完全了解太宗的思想:
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,臣当以此教诸将。
为什么不惜篇幅把原书抄下这样一大段?实有深意在焉,从君臣二人的对话中至少可以获得下述三点认知:
一、唐太宗是如何重视其高级军官(诸将)的军事思想教育!他不仅把教育的重任托付他手下的首席战略家,而且还亲自与李靖反复讨论,以求提高教学品质。
二、李靖已经是兵部尚书,但在皇命之下,亲自主持教育,好像是国防部长兼任三军大学校长,可以显示对军事教育的要求之高。所以,唐代名将辈出,并非偶然。
三、《问对》对《孙子》的分析非常深入,尤其以奇正与虚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是如此。书中有若干见解的确很特殊,而尤以太宗为甚。足以显示他的天才过人,值得欣赏,而对于学术也是一种稀有的贡献。
二、治力
太宗问:“孙子所言治力何如?”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
李靖答:“以近待远,以逸待劳,以饱待饥,此略言其概耳。”这完全是引述孙子的话(《军争》篇)。
李靖接着又说:“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:以诱待来,以静待躁,以重待轻,以严待懈,以治待乱,以守待攻。”
太宗很欣赏李靖能推广孙子的观念,于是说:“今人习孙子者,但诵空文,鲜克推广其义。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。”
三、主客速久
太宗问:“兵贵为主不贵为客,贵速不贵久,何也?”
李靖答:“兵不得已而用之,安在为客且久哉!孙子曰:远输则百姓贫,此为客之弊也。又曰役不再籍,粮不三载,此不可久之验也。臣校量主客之势,则有变客为主,变主为客之术。”
太宗问:“何谓也?”
李靖答:“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,饱能饥之,佚能劳之,是变主为客也。故兵不拘主客迟速,惟发必中节,所以为宜。”
四、破阵乐舞
这一卷中有一段虽与兵法的讨论并无直接关系,但却颇具哲学意味的暗示,特别值得注意。
李靖对太宗提出他内心里所隐藏的一种观念,并直接向太宗求证。在《问对》全书中,都是太宗问,李靖答,由李靖主动提出疑问可能仅此一次。李靖问:
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阵乐舞:前出四表,后缀八幡,左右折旋,趋步、金鼓,各有其节,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。人间但见乐舞之盛,岂有知军容如斯焉?
用现代语来解释,即为李靖发现太宗所作“破阵乐舞”与“八阵图”是同一模式。但一般人只知欣赏乐舞的热闹,而并不了解那是象征壮盛的军容。所以,他把他的想法提出向太宗求证。太宗完全同意李靖的看法,并向他说明其用意。
昔汉高祖定天下歌云: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,盖兵法可以意授,不可以语传。朕为破阵乐舞,惟卿已晓其表矣。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!
这一段话含意颇深,必须作较详细的解释。太宗首先引汉高祖为例,指出汉高祖之所以作《大风歌》,是暗示定天下后,反而对未来的国家安全表示关切,但这种事又不可明说,只能暗示。他之所以作破阵乐舞,也有居安思危之意。目前只有李靖能够从表面上看出乐舞与军容的关系,后世的人又如何能知我并非游戏之作?
《问对》卷下
《问对》三卷中虽然触及的问题很多,但每卷中讨论孙子思想时都有一个焦点:上卷为奇正,中卷为虚实,下卷为攻守,而此三者之间又是一以贯之。就全书而言,实可谓精华之所在。不过在下卷中尚未论及攻守之前,有两段应略加分析。
一、丘墓险阻
太宗曰:“太公云,以步兵与车骑战者,必依丘墓险阻;又孙子云,天隙之地,丘墓故城,兵不可处。如何?”
很明显,太公与孙子的意见不一致,所以太宗遂向李靖请教。李靖回答:
用众在乎心一,心一在乎禁祥去疑,傥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,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。安营据地,便乎人事而已,……丘墓故城非绝险处,我得之为利,岂宜反去之乎?太公所说,兵之至要也。
简言之,李靖认为太公所言比较合理,同时,他与太宗都反对阴阳拘忌的观念,并认为“后世庸将,泥于术数,是以多败,不可不诫”。
这一段本身并无特点,但有一个重要疑问则必须指出。太宗所引《孙子》原文,为世传十三篇中所无,他的引述,来源为何?这是《问对》书中所留下的第二个疑问。
二、多方以误之
太宗曰:“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。”
李靖想了很久才回答说:
诚如圣语。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,则我师安能克哉?譬如弈棋,两敌均焉。一着或失,竟莫能救,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,况多失者乎?
这一段实在是非常简单,但却真是至理名言。李靖的要求是消极的,即绝对不可犯错。太宗的要求是积极的,即应使用多种方法引诱敌犯错。两者合而观之,即为胜败的关键,这也是《问对》书中的最重要教训之一。
三、攻守两齐
现在到了全书的最高潮,也是最难了解的部分,必须逐步详加分析。太宗首先发问:
攻守二事,其实一法欤?(第一问题)孙子言: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,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。即不言(他未说)故来攻我,我亦攻之,我若自守,敌亦守之。攻守两齐,其术奈何?(第二问题)
“攻守两齐”在此第一次出现,照文意来解释,太宗所谓的“攻守两齐”也就是他认为孙子所未说明的情况。因为孙子没有说明,所以才问李靖应该怎样办(其术奈何)。李靖回答说:
前代以此相攻相守者多矣。皆曰守则不足,攻则有余(引孙子语),便谓不足为弱,有余为强,盖不悟攻守之法也。
李靖首先指出太宗所问的情况在前代有很多先例,再说明有余不足并非强弱之意,然后又引述孙子来作进一步的解释:
臣案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,可胜者攻也。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,待敌可胜则攻之耳,非以强弱为辞也。后人不晓其义,则当攻而守,当守而攻。二役既殊,故不能一其法。
于是李靖答复了太宗的第一个问题,并且又对“可胜”与“不可胜”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。换言之,那是指敌方而非指我方,与一般的注解恰好相反,太宗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,他马上对李靖的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:
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。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,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。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,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。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,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。
这对于有余不足,不知其所攻(守),都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解释,太宗的确能够举一反三,于是遂作如下结论:
攻守一法,敌与我分为二事。若我事得则敌事败,敌事得则我事败。得失成败,彼我之事分焉,攻守者一而已矣。得一者百战百胜,故曰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,其知一之谓乎?
李靖对太宗的领悟非常佩服,于是再拜曰:
深乎圣人之法也,攻是守之机,守是攻之策,同归乎胜而已矣。若攻不知守,守不知攻,不惟二其事,抑又二其官,虽口诵孙吴而不思妙,攻守两齐之说,其孰能知其然哉?
李靖之言有两点值得重视:
一、攻是守之机,守是攻之策,如何解释?
二、“攻守两齐”二次出现,其意义为何?
机就是机会,必须守能提供机会然后始能攻;策就是动力,攻的动力是以守为来源。因此,始能同归于胜。假使不能了解此种奥妙,则虽口诵孙吴,也还是不能了解“攻守两齐”之说。
何谓“攻守两齐”?照李靖的话来解释,应该即为“攻守一体”,也就是他所说的“攻是守之机,守是攻之策”。但很明显,这种想法与太宗原先所认知的观念不尽相同,而且至少还要更深入一点。不过,他们只谈到这里为止,而未再深入,所以这似乎是《问对》所留下的第三个疑问。
四、兵法孰为最深
太宗问:“兵法孰为最深者?”这是《问对》全书中的最后一问,而李靖的回答可以视为其思想的总结,对于后世研究兵学(战略)的人,也是一种永恒的教训。李靖说:
臣常分为三等,使学者当渐而至焉。一曰道,二曰天地,三曰将法。
李靖假借孙子的“五事”对兵法的研究作为分等的标准。于是他解释如下:
一、道的境界最高,至微至深,用现代名词来表示,即所谓“哲学”的境界。研究学问能达此种境界,可谓登峰造极。
二、天地即孟子所谓天时地利,在现代语中即为战略环境。知天知地即为了解全局。所以,也就是大战略的境界。
三、将法的意义即为任人利器。三略所谓得士者昌,管仲所谓器必坚利。这是军事战略的境界。
太宗一听就懂,并立即表示他自己的见解。太宗曰:
然。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。百战百胜者中也。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。
然后再指出,以这种标准来检视孙武的书,可以说三等都包括在内。李靖遂又再以先贤为例:
一、张良、范蠡、孙武——第一等(道)。
二、乐毅、管仲、诸葛亮——第二等(天地)。
三、王猛、谢安——第三等(将法)。
于是对如何研究兵学作成综合教训:
故习兵之学,必先由下以及中,由中以及上,则渐而深矣,不然则垂空言,徒记诵,无足取也。
李卫公的教训值得所有兵学(战略)研究者深切体会。
结论
对《问对》全书作了如此综合扼要的介绍之后,又应有何种感想,何种评论?当然,任何著作都一定是瑕瑜互见,有其优点和特长,也有其缺失甚或错误。即令伟大如孙子,在其十三篇中还是可以找到弱点,而并非尽善尽美。《问对》是由二人对话编辑而成,发言者事先并无准备,而且也无一定的主题,所以其遗漏和缺失必然会比正规性的著作多,也是可以谅解的。
尽管如此,这本书还是有很多特点,值得称赞的,过去已有的评论即可为例证。现在略举数则如下:
一、宋人戴少望在《将鉴论断》中认为此书对“兴废得失,事宜情实,兵家术法粲然毕举,皆可垂范将来”。这是对其学术价值的肯定。
二、清人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指出:“其书分别奇正,指画攻守,变易主客,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。”综观全书,这样的评语似非溢美之辞。
三、最近,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》有一段话似乎很值得引述:《李卫公问对》对古代的军制、阵法,兵书的源流、分类等都有所探讨,并把不同的说法加以澄清,提出了独特的见解。因此,宋朝把它编入《武经七书》不是偶然的。
概括言之,《问对》全书中最具有特色,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即为太宗与李靖对孙子思想的研究和讨论。他们两人对《孙子》的确曾作非常深入的思考,所以提出的某些意见也确有新意,独创一格,为其他注解《孙子》的先贤所不及,甚至于连曹操(第一位注《孙子》的人)也应自叹弗如。事实上,他们对曹操曾作了若干合理的批评。
当然,这本经典并非没有缺失,其最大的缺失可能为下述两点:
一、这本书内容毫无系统可言,因为它本是谈话记录,而所谈的内容更是海阔天空,应有尽有。除孙子可以算是对话的核心以外,其他的观点似乎都只是随机抽样而已。
二、他们两人都是战略天才,但所谈论的问题层次都不甚高,只以军事为限,几乎完全不曾触及大战略的层面,实在令人不解,甚至于可以说令人失望。尽管李靖最后认为军事部分仅为兵法的第三等,但问对却从未超越此一等级。
也许有人会怀疑,人类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,为什么还要花许多时间去研究千年古籍。事实上,古书还是应该读,甚至必须读。任何从事学术研究的人,都必须探本溯源,否则既不能温故知新,更不能鉴往知来。